大流行vs疫症 死亡率爭議
世界衞生組織（WHO）拖拖拉拉一個多月，終於把新冠肺炎定為Pandemic（全球瘟疫大流行），老實說未免太遲。
世界衞生組織（WHO）拖拖拉拉一個多月，終於把新冠肺炎定為Pandemic（全球瘟疫大流行），老實說未免太遲。隨着南韓、意大利及伊朗等地確診病例迅速增多，歐洲多國與美國多州相繼失守，大家已就新冠肺炎的疫情作出定論，德國衞生部長Jens Spahn早前曾指新冠肺炎已經演變成「全球大流行」，更預告情況會進一步惡化，明顯完全當世衞透明。
據2011年Peter Doshi在世衞發表的簡報中指出，其實世衞從未正式為大流行作出定義。如參考1918年席捲全球的西班牙流感，這個被定義為全球大流行（flu pandemic）的病毒，估計死亡率為2.5%至5%。世衞月初表示，新冠肺炎的全球死亡率為3.4%，遠高於流感的0.1%。惟個別地區公布的死亡率並不相同，其中以意大利最高，目前達4%。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和一眾專家則推算疫症的死亡率為1.4%，明顯各方對疫症的危險性都有不同看法。
從數據學來看，數字出現差異是因為數據本身便不盡相同。例如在中國境內，武漢的病例便遠高於內地其他地區，死亡人數亦是各省市中最高；但若把數字平均化，中國整體染病數字便顯得不是那麼驚人。事實上，若身處武漢，肯定感受到在疫情下整個社會及醫療制度已經處於崩潰邊緣，相對之下，其他中國城市雖然均如臨大敵，卻未見到需要全面封城或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的情況。
2003年深受沙士（SARS）疫情影響的香港及台灣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甫出現時全民即十分着緊，台灣政府迅速控制出入境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，並向民眾提供準確訊息；香港特區政府則一直「佛系」應對，特首甚至稱無必要戴口罩，然而「不信者得救」，民間知道依賴政府無用，馬上代入當年「沙士模式」，更自發地達致全民戴口罩，受感染與死亡率低是可預期的。相對之下，像伊朗、巴基斯坦等對疫症沒有什麼準備的國家，自然會成為傳播和死亡重災區。
除了監察系統的分別及市民對疫情經驗之外，未經檢驗的病例數目亦會對計算死亡率的分母和分子構成影響，例如有沒有標準化的確診標準？檢測有否延誤？試劑盒是否不足？測試收費會否太高？不少意見認為，中國公布的數字未有準確反映實際情況；在美國也有報道指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，需要花費1000美元以上作檢測，治療總費用恐怕遠高於此數，而當前約有2700萬美國人沒有醫保。
我在大學教數據科學，常說的一句話便是數據需要了解和追蹤，才能建造可靠的模型來作出推論。若要知道今次疫情的實際影響，不單止看政府及世界組織所公布的數字，更要了解各地的客觀條件與限制，把數字組合、調整並放大，才能了解實際情況，針對疫情作出反擊。
